许多学生、教师和经常来访的朋友们对我的协助，可说是一种无可估量的贡献，是他们使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成为一个真正令人愉快和令人鼓舞的地方。要开一张详尽的名单显然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我只能举出几位最有直接影响的人士，他们是格雷姆·多兰斯、戴维·芬奇、简·格雷夫、弗兰德和多萝西·哈恩、弗里德里克·海叶克和拉尔夫·特维。同时我非常感谢马库斯·弗莱明先生、普罗菲索·卢茨先生和卫纳先生三位教授的批评和建议，《人口原理》的修订大多是以他们的意见为依据的。我也感谢帮助我核对校样和制订索引的理查德·昆特先生。读者们肯定会注意到，《人口原理》中许多论点同利特尔先生的《福利经济学评论》的观点或哈维里莫在《非自愿经济决策论》（《计量经济学》，1950年1月号）中的分析有很紧密的联系。我的原稿在上述两文付印之前已基本完成，只是有几条简明的注释和参考使我满意，因此仓促添进拙著，这倒是毋庸讳言的。不妨这样说，能与他们不谋而合，结为文字之交，本人不胜荣幸。